国际商报:直面高通胀和经济下滑并存的困境 -凯发k8国际

国际商报:直面高通胀和经济下滑并存的困境
2008-07-18
时至7月,各项半年度宏观经济数据逐步释放出来。日前商务部公布6月份出口增速跌破20%,引起了各方极大关注。外界普遍认为,20%的出口增速是一个敏感的临界点。和2003年不一样,当前的出口增速下滑很大程度上受到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,而通胀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。在世界经济下滑和全球性通胀将可能长期存在的情况下,中国的出口将面临较大的影响。

  中国面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将是一个长期的必然趋势,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可能发生变化,一方面占总出口的50%的加工贸易可能转移,另外一方面国内的低成本和低技术将面临一个至少两年的调整期,这样中国的出口甚至gdp也将面临两年的调整期。上半年中国加工贸易设备进口的金额在急剧下降,这表明国际投资者到中国的动力没有原来那么强烈,进口设备的大幅度减少可能导致今年下半年或明年出口的减少。如果把人民币升值和国内通货膨胀的因素加进去考虑,可能6月份出口增长是一个负数,出口可能没有过去想象的那么乐观,而是更悲观一些。

  怎样面对高通胀和经济下滑并存的困境,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而严酷的课题。


  宏观经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?


  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李稻葵日前在2008卓越理财财富论坛上表示,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?问题何在?就像看病一样,必须把脉把准了,到底我们问题的本质是什么?关于这个问题,实事求是的讲,我们的政策界、学界争论还是比较多的,但大部分的争论、讨论,都是基于货币层次、总需求层次的讨论。很多的分析家都谈到,现在的经济主要问题是通货膨胀,通货膨胀的主要的因素是什么?是流动性过剩,流动性过剩是什么?是大量热钱的涌入,大量热钱的涌入是什么?是希望人民币升值,国外金融市场的前景不好,这个逻辑非常的简洁、非常的漂亮。这是一个很好的逻辑体系,但是光沿着这个思路走,恐怕不能完全解释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里面出现的问题。中国宏观经济的问题,实际上是两个问题交织在一起所产生的。一方面,是由于外资流入、资金的流入导致了流动性过剩、导致了我们总需求具有膨胀、具有扩张的趋势,这是总需求方。尤其是表现在某些部门、某些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、膨胀、信贷扩张比较快,这是一个总需求的问题。另一方面,必须看到宏观经济领域里面,还出现一个更重要、更新、更复杂的问题,是我们总供给方也出现了问题。宏观经济学无非是分析所有部门的消费、投资、政府的支出,加在一起有一个总需求的意愿,这个意愿是和整体的社会物价水平反向关系,物价水平高的时候,你的需求可能会下来一点,这是一个总需求的分析。同时,你必须要考虑一个总供给的分析,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企业,有生产的意愿,生产的意愿拢在一起叫总供给,这生产的意愿,不仅取决于社会的物价水平,也取决于这个社会企业运作的成本。当前中国经济的问题,一个比较新的问题是什么?总供给方出现问题,遭受了一个冲击,就是总运作成本不断提高的冲击。

  这个冲击有三个半的来源,总成本的冲击来了,使得每一个企业在同样市场价格的情况下,生产的意愿都下降了,反应在整个社会,总的供给曲线在往回撤,因此导致的问题。三个半的成本来自哪方面?第一是来自劳动用工的成本在上升,有人说,劳动用工成本上升,是不是来自新的劳动合同法,是不是来自我们的劳动力?由于通货膨胀到来时期、来临之后工资的要求提高?这些都正确,但最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在过去10多年、20多年来,我们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逐步进入城市,这个进程逐步到底了,是这个因素带来的,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,是二元经济的转移过程,从农村经济转到城市经济,这个过程为我们中国的起飞、中国经济的增长的确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。2亿多农民,在过去10多年内,从农民变成城里的农民工,工资在过去10多年基本没有上升,这对我们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太重要了,不仅使中国企业竞争力提高,而且带来全球物价的稳定。

  中国的企业到目前为止本事是什么?是把国外的产品、国外的设计拿过来,把成本压低,五分之一、六分之一的成本生产出来,这是过去的优势。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现在逐步丧失,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转移出来的,很多地方都是留守人员,是妇女、老年人、儿童,要进一步吸引农村的农民进城打工,必须要提高工资。工资成本上升,这不是坏事。是我们多年来呼吁的,要改善收入分配、要让经济发展给老百姓带来实惠的必由的结果、必经之路和最终目标。

  第二个成本是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的结果。这个事实我们都看到了,但是对原因的分析,各有各的说法,有的人说这是国际游资炒作的结果,是美元贬值的结果,李稻葵认为,这些因素重要,但不是最重要的。最重要的,说到底还是全球原油、全球原材料市场供给关系发生了变化。第一,铁矿石,是中国企业和铁矿石生产商谈判出来的,有游资吗?没有,有犹太人的基金吗?没有。炒作不起来的,都是一对一谈判起来的。难道可以说中国的企业谈判能力不强?中国的企业不团结?但不可否认,这里面不是游资带来的、也不是美元贬值带来的,至少不是由美元贬值直接带来的结果,所以铁矿石是一个证据。再比如说原油市场。过去五年以来,平均全球对原有的需求增长速度,每年是1.7%,这是最新bp的石油统计报告,全球gdp增长速度是4%至5%,过去几年曾经超过5%。原油增长速度比gdp的增长速度低一点,但是过去这几年,原油生产能力增长速度只有0.7%。你1.7%的需求加上0.7%的生产能力的上升,结果是什么?富裕的生产能力大大下降,富裕的生产能力大大下降比较提高原油的价格,来挤压你的需求的上升。而对原油的需求,在短期来看弹性是很低的,必须要大幅度提高原油的价格,才能缩小、挤压出一点,降低一点你的需求。同样,其他的铜啊、氧化铝啊、粮食等等,都是有这个因素。

  第三项成本上升是节能环保的成本提高了。国家在提节能环保,这个要花钱的,你要剔除二氧化硫,要对废水进行处理,必须投资。这在现有的技术情况下是逃不掉的,这是一个好事情,但是短期内带来的是企业运行成本的上升。

  还有半个因素,是人为的因素。是企业的纳税成本,纳税包袱在上升。今年,很多地区报出来的一季度的数据,都有一个特性,总的来说全国的税收增长速度,远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。

  由于成本的上升,使得全社会的供给曲线在往回收。这样,我们的政策方向也比较清楚了,宏观的政策恐怕需要攻守兼备,守是什么?就是要严格控制信贷,防止现在物价上涨的趋势演变成恶性的通货膨胀,比如10%到15%以上的物价水平上升,使得恶性通货膨胀不会上升。但是光守恐怕是不够的,任何的经济政策,必须是攻守兼备。攻是什么?攻是需要我们出台各种各样的政策。事实上我认为也会出台各种各样的政策,我们的政策制定者们在不断的关注宏观经济的运行态势,需要出台各种各样政策,来帮助企业化解或者是部分的化解成本上升所带来的冲击,从各种方法降低企业的运作成本。

  供给方的政策更值得关注

  李稻葵认为,需要关注的,是供给方的问题,而不是传统的需求层的管理,需求层的管理我们非常熟练了,搞信贷、管土地,我们有一套方针,打组合拳,一套套的。但是供给方我们经验不足。他认为在供给方的政策长远来看更值得我们关注。

  为什么更值得关注?理由有两条。其一,供给方的冲击是长期的,是未来四、五年都持续存在的,因为供给方的冲击,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所不可避免的、必须面对的一个障碍,所有的中等发达国家经济要转型、经济要提升,必须要过这一槛。经济发展的过程,就是成本上升的过程。经济转型的过程就是成本上升的过程。如何让企业通过科技创新、通过机制创新、通过改善运作迈入这一槛?这个任务是长期的。如果供给方我们控制得不好,中国经济就很难像我们说的转型,弄不好可能就会变成像一些马来西亚、泰国金融危机之前的情况。你的经济增长、经济发展,又可能会耽误几年时间,这是一个带有长远性、战略性的一个方向性的任务。其二,可以帮助企业对冲成本,我们一方面能够抑制住价格上升的势头,从而再把通货膨胀的压力有所化解,能让我们的消费者享受到比较低廉的、价格不是那么高的、更高质量的服务。企业成本低了,必然会转让一部分给消费者,使得消费物价有所放缓。另外,如果我们供给方的学问做到家,我们的政策到位了, gdp增长速度也不会下滑。

  如果只在总需求方做文章,无非是在通货膨胀和gdp增长速度之间做权衡,如果供给方做对了,两个都可以做到,双赢。gdp增长不下来,同时物价水平也可以控制。我们的政策制定者,政策层面,会逐步逐步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严重性。相信短期内,一年以内,会有一些力度比较大的,非常实惠的改革方面的政策会出台。很多地方政府,像广东、浙江一带,他们也会率先推出一些改革的政策,在供给方下功夫。

  有人说,尽管浙江、江苏、山东、广东现在经济情况不好,中西部还是不错的,沿海一代就是应该稍微放缓一点,让中部的发展速度快一点,这样不就达到更好的平衡吗?多年来呼吁的地区之间的平衡不就可以实现吗?李稻葵认为,这个观点不见得是正确的。沿海一代的增长是中国发展的希望,如果沿海一带的产业不能升级,产业只是被动的转移到中西部,自己的增长速度上不去,自己的企业运行模式不能升级,整个中国经济的希望何在?

  我们正在告别一个时代

 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、博士生导师巴曙松教授日前在杭州表示,我们正在告别一个时代,迎来一个新的时代。 

  第一,我们正在告别一个高估值、有中国特色的时代,回到一个符合现代市场估值原理的正常的市场时代。再要想见到过去三年里那么疯狂的70倍的静态市盈估值已经不容易了,我们回到了一个正常的时代。我们可能告别了过去几年里大家都习惯的低通涨、高增长的黄金组合,正在进入一个持续比较长时间的通涨的压力,和经济增长速度比原来要明显、有一定放缓的新的组合阶段。我们可能告别原来封闭起来说这个市场、这个估值是中国特色,只有中国市场才有的封闭的投资时代,进入到一个开放的、全球化投资的时代。

  中国的资本市场在过去的几十年发展十几年的时间里,像一个神奇的、有记忆力的金属,估值的中枢,不论经历怎样熊市的下跌,按下去,在适当的时期又弹回到原来高估的价值中枢,平均10多年的市盈率的中枢大概在36、37倍。很多的条件正在改变。我们多元化的投资、越来越多的上市渠道,越来越理性的投资者,将改变最后的具有娱乐性的疯狂的上涨。

  二、我们正在告别一个封闭的自己关起门做投资、做计算的时代,进入到一个需要有开放视野进行投资的时代。中国经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的受到国际市场、国际经济的多方面的影响。中国经济的调整是全球经济调整非常重要的部分,中国资本市场的调整也是全球市场调整的很重要的部分。这个时候,很多原来没有来得及进行冷静思考的一些问题,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参照系,一个开放的市场。刚开始国内市场正红火的时候,推qdii很困难。qdii当时期望值也很高,初期表现也不是很好。但是从一个比较长的阶段来看,你是在投国内的基金,还是投qdii?至少你的市场表现显然qdii的市场缩水幅度比国内的缩水幅度要小得多。尽管现在是负的,但是提供给我们一个新的、不一样的选择。qdii的市值的波动,和国内已有基金市值的波动是不一样的。而且我们现在的qdii制度有一个很大的缺陷之一,就是不允许做卖空或者是对冲的操作,只能买现货,购买别持有。我们看到在一个大幅下跌的市场里面,在美国也好、香港也好,依然有实现正收益的10%多、20%的基金,他怎么做的?我们的这个市场,还是一个单边的市场,所有的人主要只能通过购买股票,期待它上涨获得收益。而在一个成熟的市场,是一个双边的市场,下跌的市场可以卖空这个股票,一样可以获得收益。目前国内市场发展滞后,使得我们没有这个选择的可能,但希望越来越多像汇丰这样的国际机构,可以给国内的投资者选择这样的选择。初期第一批总结我们qdii运作经验和教训之后,进一步完善,让它在国际市场能够进一步的锻炼投资能力,同时也给国内投资者一个不一样的选择,多了一个选择。 

  巴曙松指出,目前理财的散户应该放弃“政策救市”的幻想。“股市不是下跌了,而只是回到正常。中国的决策者对于“股市等于经济”这个问题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晰。所以,与其绞尽脑汁去想一些无用的政策,不如回过头来好好地搞经济。经济上去了,股市才会好起来。”他形容说,如果股市下跌有5个阶段,从惊喜的跟进到绝望逐一递减,那么,中国现在恰处于中间的调整阶段。在这个调整阶段,市场在重新寻找价值中枢,中国市场也在从一个单边市场逐步走向一个成熟的双边市场。

  第三,我们正在告别高资源投入、低价格投入、快速增长的时代,进入到一个通涨能够持续比较长的时代,经济增长可能回落的时期。

  为什么通涨可以长期化?现在对通涨的看法都比较乐观,前高后低,原因就是同比。2007年1至5、6月份物价比较低,所以同比高,下半年又下来了。这个问题比较复杂,我们目前没有看到物价很快没有上涨压力的迹象。原因有几个方面,第一是粮价。中国在2007年的粮价,是在粮食丰收的情况下出现的明显上涨,可见粮食的上涨动力不在粮食本身而在粮食之外。很多海外的研究报告,把中国的这一轮粮价上涨不称为上涨,而是叫价格正常化。1996、1997年的时候,我们的粮食价格就是1.6元一斤,但是去年还是1.6、1.7元一斤,十年当中我们发生多大的变化?我们的农民兄弟,没有通过这个粮价上涨体现出应得的收益,大量的农民向城市转移,大量的土地被非农产业占用,农民的产出,本来应该获得更高的份额,而没有。到目前为止,国内粮价和国际粮价的价格差距在拉大,所以粮食上涨的格局,会持续到工业化的过程里面。油价,油价会明显的回落吗?加拿大现在是除中东第二大储藏地区,只不过储藏的不是原油,而是油沙。原油开采成本10多元20元,这时候30、40多美元的油价使他有利可图就开采。油沙的开采可能要40美金,所以只有比较高的油价他才可能去开采。也有很多人批评说,美国搞生物能源,把粮食做成酒精,弄得很多穷人饿肚子,为了你开汽车。美国人辩解说,如果没有我的生物能源,油价可能涨到更高的程度。俄罗斯是产油大国,一份调查报告称,说油价可能有望进一步高涨。

  我们有理由相信,中央有控制物价过快上涨的能力。但是要想说物价很快的回落还没有看到。通货膨胀的压力可能会长期化,这是我们投资的大环境,我们要重新思考一下通涨压力下的投资策略。美国的经验来看,80年代通涨下的资本市场运作有几个特点。一个特点是通涨见顶,股市见底。第二,在通涨的时机,见底的过程里,美国跑赢了大盘,能源、资源、一些定价能力比较强的食品、消费类和一些服务业,少数的。其他的制造业一塌糊涂。这样的情景会不会在我们这里重演?需要作深层次的思考。

  从方向上来看,经济增长的趋势上,可能也会有一个适当的回落。在过去的10多年里,我们习惯了高速增长。大概的分解贡献就是持续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和投入,增量比如5%甚至有的年分6%,要素生产力达到3%甚至更高一点,使得我们的增长可以持续在9%甚至高一些。大量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,在农村的人口越来越少,增长速度会从5%6%,降低到3%、2%,毕竟可以转移的少了。

  在通货膨胀到了8.7%或者7%以上的时候再讨论成因,实际上不是现实的。无论是成本推动还是需求拉动,对一个宏观政策来讲,能调整的主要还是需求方。即使调整供求关系的平衡,能采取的着力点也还是在需求方,需求减缓之后可能供求才能达到一个平衡。因为供给方的改进,技术的改进也好、新资源的开采业好,需要时间。所以通货膨胀最终还是货币的现象,通货膨胀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。只要你负的利率,快速增长的货币供应量,尽管这个货币供应量得到很好的对冲,但它是被动的,大量的双顺差导致央行被动的投放货币,增长速度依然很快,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变,这样的情况下又有粮价和油价的上涨压力,所以指望通货膨胀很快的压力会消失目前没看到。

  巴曙松认为,经济出现重大调整的初期,一般的市场参与者不太愿意接受调整的显示,会找种种的借口说这只是暂时的。从全球经济来讲,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,大量的贸易赤字、财政赤字和美元的国债发行,而中国呢?正在进行什么结构调整呢?是出口主导的,大量的资源投入到出口,经济增长也依托出口,带动的转换过程。这个过程,可能比想象的时间要长,因为不是一个简单的短期波动,还有一个结构的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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